重识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及文学

乐蟹文研青年 20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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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没有合宜的时间和地点。一个人有读书的心境时，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读书。如果他知道读书的乐趣，他无论在学校内或学校外，都会读书，无论世界有没有学校，也都会读书。他甚至在最优良的学校里也可以读书。

——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一个县，不一个市，也不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八竿子打不着的事，穿越大半个中国打着了。

故事从一个被迫“嫁”到北方农村的姑娘宋彩霞“出嫁”开始。

宋彩霞是个精明的女子。这从她在两个家庭中要选择一个“出嫁”要彩礼时的一番话就能看出。她干脆地选择了后来发生故事的牛小实、牛小丽兄妹家时说：“一是牛家家里没有父母，牛小丽下个月出嫁，她进门就能做主；二是牛小丽她哥是被人甩了，证明脾气不大；三是留下一个女孩四岁，还不到降住自己的年龄；四是她不想嫁给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司家寨那个老司……这些道理牛小丽没有想到，宋彩霞想到了，证明她是个出心过日子的人；牛小丽的哥哥牛小实做事没有主意，牛小丽下个月出嫁，家里正缺一个这样的人。”

但这只是故事的开始，被“娶”回家不到一周，宋彩霞就跑了……从宋彩霞逃跑，到牛小丽为了哥哥去找这个准嫂子，再到李安邦、杨开拓等人悉数粉墨登场，一起撑起了这个全新的故事。

深陷其中的人痛不欲生，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却乐不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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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政治、买卖婚姻是本书的三条主线，尺度相当之大。

“屏风式章节”“链环式结构”串起一个个故事和人物，倒叙中的倒叙，回忆中的回忆，使得故事在推进时能悄然回溯，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与当下生活的有机结合感。这样的创作需要作者强大的笔力，不然多重故事摆在一起，会显得冗杂。但《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却做得很好。老刘的主角不是牛小丽、不是李安邦，不是简单的一个故事，他在创造一个“蝴蝶效应”，他将作者、读者、文本三者之间搭建了一个闭环，环环紧扣，然后读者的参与，文本的解读以及文本本身不停有意外与反转，是一种更高级的交流，整个小说要整体看，任何一个单独的故事或者人物都单薄，但是一气呵成的看完，却是颇有深意。

看过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很多人说失望，他们喜欢拿余华的《第七日》与老刘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相比，满腹的失望，基于刘震云以往的小说特点和文学高度，这本书的期待视野没那么符合文人的预期。

但是我是真真正正地嗑了好大几个小时的瓜子“一泻千里”地把这本书看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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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那群对刘震云失望的群体，可能一大部分是坚持严肃文学必须严肃的群体，坚持文学一定具有门槛，不是任何文字都可称之为“文学”。但在当下这个碎片化的阅读时代，媒体人热衷与制造过于情绪化的言论和文字以此吸引群众，但是我们，已经甚少思考。坚持严肃文学的学者，一直扼腕叹息的“文学之死“，《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貌似更是将”文学之死“再一次盖棺定论，某些传统文学研究者为此一声叹息。

我在读完整本书以后，不禁再次思索起这关于“文学之死”的讨论。“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句话极好概括了“严肃文学”的处境。新一届茅奖的获奖作品诞生，身边读过的朋友却是少之又少。那些符合传统文学审美的作品，仿佛在大众这里已经失去了生命，而大众所推崇的一些网络文学作品，又是主流文化中所谓的“入不得门”的创作。可是在老刘的这部作品里，我很高兴地看到，这个时代还是有人在努力地缩小传统与大众文化的距离。老刘曾经有句话：“知识分子要像探照灯一样照亮民族的未来。”这句话实际上可以作为《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脚注。这也是老刘《吃瓜时代儿女们》最好的注释。但是实际上老刘一直都是荒诞时代的记录者。如《手机》、《我叫刘跃进》等作品，一直是紧贴时代脉搏，也就是老刘一直坚守的知识分子的良知。记录时代而又高于时代的艺术创作文学创作者的本，至少这本《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可以及格。他在讨论一个荒诞的时代，在主流文学对情绪化写作嗤之以鼻的大环境中，至少还能激起一波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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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本书，刘震云自己这样评价：“小说写的是显见的人，但是主角并不是这些人，真正的主角是谁呢？不但是吃瓜群众，更可能是读了这本书的读者。有些人读完最大的表现是马上参与到这本书里，填补上人物关系的空白，说出自己的一番道理。” 在这里附上老刘在新书读书会上的一小段演讲，能够帮助那些还没看过这本书的朋友更好地体会他在书里记录的生活的荒诞与幽默，不过前方小心，内含剧透：

嚯

“

已经看过书的朋友肯定知道最后一章是正文，里面写了一个人物叫马忠诚，他是一个市环保局副局长。本来是个科长，当不了副局长，自己也认为这辈子就是一个科长，所以他的工作态度、人生态度和生活态度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没想到缺一个副局长的时候，其他可能成为副局长的人打成了一锅粥，当这锅粥烂了的时候，锅外的马忠诚倒成了副局长。

成为副局长之后接着又是国庆节，一家人非常高兴，说双喜临门，出去旅游。到哪旅游？去海边，在海边游泳了，滑沙了，坐了翻滚过山车了，接着吃皮皮虾的时候收到一个微信，说老家的单位让他回去值班，因为值班的人老娘去世了。所以一家人仍然在海边旅游，马忠诚一个人开车往家走，当他到了省城火车站的时候，离开车还有三个小时。路边有人劝他去洗个脚，马忠诚说不去，经过三次劝告，最后那人说了一句话：“大过节的，大哥你怎么就不听劝呢？”他一想确实，大过节双喜临门，洗个脚应该的，三个小时就洗了个脚。洗脚的过程中，洗脚的女的引诱他出现了那种事，一出这个事门开了，来了四个警察把他和另外两个洗脚的都带走了。但是没有带到派出所，带到了车站的联防大队，他说：你们不是警察，你们是联防大队，你们没有权力拘留我。他们说你不要着急，这是第一站，接着会给你送到派出所的，拘留半个月，通知你的单位，通知你的家属。马忠诚想，要通知家属事还小，如果通知单位，刚升副局长马上就被撤职就成了笑话。所以他就求他们，能不能换一种处理方式，比如就在这儿罚款把我放了，对方说你以为我们做买卖呢。接着就要送到派出所，他就抱着桌腿宁死也不走。一个联防队员说看他这个怂样，要是真给他处理了，说不定他跟上吊。他马上配合着说我一定上吊，接着就把他钱包里的钱全部当罚款交了。

当他又来到车站的时候就想，是洗脚屋害了我，也是我害了洗脚屋的人，我要是不洗脚，那两个女士也不会被弄到联防大队去，说不定她们也被罚款了，要不然就转送派出所了。他就又到了洗脚屋，扒着墙角往里看，发现洗脚屋还在开着，刚被罚款处理过，怎么还敢开呢？他觉得这里面有蹊跷，又碰到了到广场叫他洗脚的人，他就追上这个人，说我给你300块钱，你告诉我一句话，这是不是个圈套。那个人接了钱，告诉他这叫“钓鱼执法”。马忠诚想：这事情太荒诞了，事情荒诞不叫荒诞，但是把荒诞当事情做，当工作做就叫荒诞。话又说回来，要感谢荒诞，如果他们真是秉公执法，我现在已经在拘留所了，接着就身败名裂和家败人亡了，恰恰是他们钓鱼执法，所以才把我给放出来了。接着他又想，联防队员拿这些罚款干什么用？拿回家过日子，老婆拿着钱到街上去买切面，真要感谢联防队员的老婆和他们家的切面，先给了洗脚屋的活路，又给了我马忠诚的活路。接着那个地方又有一个人过来，“大哥去洗个脚”，他说这次我打死也不去了，人家又说，“大过节的怎么就不听劝呢”，他说我告诉你一句话你就不劝我了——“我在老家也是开洗脚屋的”。这个事情本身和事情本身荒谬的道理是要感谢荒诞，这个是幽默产生的基础。

”

我们都是吃瓜群众，每天睁开眼，生活的细节在路边俯拾皆是，随手就能捡起一些，再把这些碎片放进写作中，何乐而不为？

刘震云

说起刘震云，课本上的答案大概就是“新写实派”、“跟余华一样伟大的当代作家”。洪子诚老师这样评价他：”他的《塔铺》、《一地鸡毛》、《单位》、《官场》、《官人》等，侧重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或者说在社会结构中人的处境。他对于“单位”这一特殊的当代社会机制，以及这一机制对人所产生的规约，作了具有发现性质的描述。无法把握的欲望，人性的弱点，和严密的社会权力机制，在刘震云所创造的普通人生活世界中，构成难以挣脱的网。生活于其间的人物面对强大的“环境”压力，对命运有不可知的宿命感；同时又在适应这一生存环境的过程中，经历了人性的扭曲。对于他们的活动，互相的折磨，倾轧，以及所表现的猥琐、自私、残忍，小说有着冷静，然而深刻的揭示和批判。这种批判，在一些作品中，以喜剧的、嘲讽的方式得到更有力的表达。相比起另外的“新写实”小说来，刘震云的作品，有对“哲理深度”更明显的追求，这指的是他对发生于日常生活中的，无处不在的“荒诞”和人的异化的持续的揭发。”

因此，刘震云是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人物，是现当代文学必不过的小说家，他的许多作品都曾在文坛熠熠生辉，是当代文学最璀璨的冠上珠宝。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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